自小生长在小兴安岭林海中，骑马射箭采摘，打猎为生的鄂伦春少女玛奴延，离开落后的林海靠山屯，走出了葫芦谷，半月以来大开眼界。

    在元朝的时候，鄂伦春人还被称为“林木中百姓”和“北山野人”，分布在宽广辽阔的东北黑龙江流域。

    明朝的时侯，在黑龙江以北毛熊抢走的广袤森林中，有“乘鹿以出入”的“北山野人”，就是指游猎于贝加尔湖以东、黑龙江以北的“使鹿部”，也就是鄂伦春人。

    清初文献曾把鄂伦春人称为“树中人”。

    黑龙江以北地区的鄂伦春猎人，在毛熊帝国近百年的残酷无情地迫害中，虽然都生活在大山密林之中，也屡遭杀戮几近灭绝。

    鄂伦春这一民族称号，在1640年4月28 日（崇德五年三月丑）是以“俄尔吞”出现的。

    1683年（康熙二十二年）以后，文献中多次出现“俄罗春”、“鄂罗春”、“鄂伦春”等不同写法。

    从1690年（康熙二十九年）十月始，“鄂伦春”才作为统一的族称固定下来。

    17世纪中期，鄂伦春族的社会发展，还停留在被称为“乌力楞”，是父系家族化公社阶段。

    当时氏族组织，虽仍然存在，但社会的基本经济单位已不是氏族，而是“乌力楞”。

    每一个“乌力楞”，包括着同一祖先，若干代子孙的一些小家庭。

    “乌力楞”的家族长，称为“塔坦达”，其内部生产资料是公有的，过着共同劳动、平均分配，原始的共产制生活。

    17世纪中叶以后，清廷对鄂伦春族的管辖制度更趋严密，鄂伦春与满、汉等族的经济交流也得到了发展，铁质工具、枪支的输入，以及狩猎产品同农牧手工产品交换的发展，逐步在鄂伦春族社会内部引起了一系列的变革。除猎场、森林、河流仍属于公有而外，一些重要的生产资料已由公有演变为私有，劳动组织和分配制度，也起了相应的变化。

    由于原来孕育在“乌力楞”内部的个体家庭的崛起，终于导致了“乌力楞”由血缘组织，演变成为地缘组织，氏族制度已经走到了尽头。

    狩猎是鄂伦春族人生存的需要，一年四季他们都游猎在茫茫的林海中。

    猎马和猎狗是鄂伦春族猎民不可缺少的帮手，被称为“猎人的伙伴”。

    鄂伦春人的猎马和猎狗都很通人性，出于这个特殊的原因，鄂伦春人一般不杀马和狗，也不吃马肉和狗肉。

    在茫茫的原始森林中，在寂静秀美的草原上，穿行于清幽的河川峡谷间，勤劳勇敢的鄂伦春族儿女，他们依靠猎马马、猎枪、猎犬，一年四季追赶着樟狍、野鹿，游猎在辽阔的林海里，过着漂泊不定的生活。

    可是，从落后的松花江流域，林海山村葫芦谷，经过半个月时间的跋涉，乘坐呼啸南下的列车，换乘汽车、游艇，来到高度现代化的香港，汽车、马路、洋房、电灯……玛奴延大开眼界，难以适应到麻木的状态了。

    第二天早上起来，郑珍妮开着汽车，拉着刘慧瑜、玛奴延、李一帆三人，在投资公司、造船厂、服装厂、李氏诊所、聚宝阁、拍卖行、商业周报社、粮油蔬菜配送中心、香港新勇义国际贸易公司、蔬菜种植基地、娱乐养生健身中心、建筑公司走了一遍，玛奴延在知道这些企业，大部分都是她占最大股份，更是无言以对，头晕目眩了。

    不负责任的李一帆，顺便把一部分道地中草药，交给吕卿琏，把聚宝阁急需的仿古青铜器、各种宝玉石首饰和雕刻工艺品、鄂伦春服装和毛皮制品、馨香园酒、黄金工艺品交给杨惠妍，自己当天晚上，把少女玛奴延，交给母亲刘慧瑜，自己到机场飞走了。

    新加坡。

    新买的别墅里，郑华仁看到一大批珍宝藏品，这些都是李一帆从郑家祖屋里，意外得来的收获，他一边看着，一边掉着眼泪。

    当得到自己家的祖屋一夜之间，霸占产业的人死亡殆尽，百年豪宅化为废墟，商业中心彻底被毁，停泊在码头上的六艘远洋货船，一夜之间也无影无踪，就已经又哭又笑，百感交集，难过和高兴了好多日子。

    自己家族企业和资产，一夜之间灰飞烟灭，完全被毁心如刀割痛心疾首。

    被缅甸人霸占走的资产，强盗最终落得两手空空一无所有，罪有应得的结果，郑华仁还是流着眼泪，高兴地笑了起来！

    只是最后几块珍藏着的牌位上，看到郑公芝龙等字样，郑华仁才说出明末清初时期，郑家祖上的一段历史秘闻。

    郑华仁祖上郑芝龙，生于1604年4月16日，卒于1661年11月24日，初名国桂，小名一官。天主教名尼古拉，福建南安石井镇人，祖籍河南固始，为明末清初福建东南沿海，第一大海盗。

    自幼家境贫寒的郑一官，十七岁时就开始自立，赴香山澳（澳门）跟着舅父黄程，学习做生意谋生。