李谕这间密室不仅收藏古董，有时候也会与一些人进行私密级别比较高的对话，比如刚从日本回来的姚宏业。
    李谕现在是三井的隐形大股东，把从三井财阀赚到的钱通过三井旗下的第一国立银行先经由大卫·别克的手转入美国和英国的部分银行，然后再悄无声息转回国内。
    美国这只“白手套”不用白不用。这一番周折会多损耗三四个点的手续费，为了安全只能如此。
    姚宏业拿出几张单子，对李谕说：“先生，张作霖控制了东北的大豆收购。”
    这是个很重要的信号，所以姚宏业才会专门来向李谕汇报，但李谕其实并不十分惊讶，问道：“满铁和三井什么态度？”
    姚宏业说：“三井财团的高层异常愤怒，他们想游说日本陆军部、黑龙会威胁张作霖和张学良父子。”
    李谕冷哼道：“果不其然。”
    咱们说过，三井财团虽然在二战时期名气不如造了大量军用武器的三菱出名，但在侵华日军的后勤物资方面，三井可是握着大头。
    后勤能力直接影响前线作战，向来极其重要，古时候的开国第一功臣如汉朝的萧何、明朝的李善长都是搞后勤的，属于虽然不如前线大将风光，但实际作用很大的位置。只不过大部分人并不知道这一点，历史上浓墨重彩的往往也是潇洒的前线大将，如韩信、徐达、常遇春，对后勤反而不太重视。
    就连诸葛孔明，都被塑造成了一个打仗能手，其实人家更像后勤专家，打仗反而是最后的。
    三井在中国的大本营就是东北。这几年三井通过大豆种植和一些买办阶层已深入东北的各个角落，他们以中国人的名义收购东北优质粮食，再转卖给日本军部，赚取差价。
    但张作霖的出现打破了这个局面，他为了培养自己的势力，加强对东北的控制，也盯上了大豆这块肥肉，于是他决定不再和日本人合作，自己垄断东北的大豆收购权。
    三井高层自然相当生气，大豆的利润倒是其次，三井真正在乎的是大豆的纽带作用。
    东北的资源虽然丰富，但目前可供贸易的产品不多，大豆是最保值的硬通货。通过大豆，三井可以在东北建立贸易网络，如果大豆断供，那东北分店可能就会倒闭，三井也会因此失去这个东亚最具潜力的市场。
    所以三井才会与张作霖结下无法化解的梁子。
    姚宏业问：“需要告诉张作霖吗？”
    “不用，他听不进去，”李谕说，“还是按照我们的既定谋划，暗中做事。”
    “我明白了，”姚宏业顿了顿，又说，“而且实际上我讨厌日本人，也不喜欢张作霖。”
    李谕拍拍他的肩膀：“我知道你的心理压力非常大，每天面对的没有几个好人，但有些事必须做，一定坚持下去。”
    姚宏业抖擞精神：“先生放心！”
    日本人当然最讨厌，而姚宏业也绝对不会喜欢张作霖。
    李谕还在欧美的时候，京城掀起了一阵白色恐怖。
    张作霖进京后，竟杀了着名报人邵飘萍和林白水，举国震惊。
    民国初年的新闻业本来还算自由，就算查封报馆，也很少说仅仅因为人家骂了几句就杀人的。
    当年戴季陶在报纸上发文：“熊希龄卖国，杀！唐绍仪愚民，杀！袁世凯专横，杀！章炳麟阿权，杀！”
    一句话四个“杀”字，直指当时的总统袁世凯，老袁都没找他的麻烦。
    而第一代军阀落幕后，第二代军阀明显就控制不住权力欲了。
    《京报》社长邵飘萍的死，只是因为写了一篇文章，支持叛乱的郭松龄。邵飘萍把郭松龄和张作霖的头像并排放在报纸上，张作霖照片下大书“贼头目张作霖”，郭松龄的照片下则题“东三省救主郭松龄”。
    张作霖大为生气，奉军进城后，立马要弄死邵飘萍。
    邵飘萍本来已躲入东交民巷避难，但奉军派出特务疏通了邵飘萍的好友，谎称奉军谅解了邵飘萍，他才离开东交民巷，刚一到家，就被等候的特务抓获。
    有人去找张学良求情，少帅做了一个砍头的姿势，说：“逮捕飘萍一事，老帅（张作霖）和子玉（吴佩孚）及各将领早已有此种决定，并定一经捕到，即时就地枪决。”
    邵飘萍死后仅三个月，同样在北京天桥刑场，《社会日报》主笔林白水也惨遭毒手。
    百日之间，两名报人凄惨被杀，时人称之“萍水相逢百日间”。
    林白水是因为写了一篇文章骂张宗昌的属下潘复，把潘复与张宗昌的关系比作“肾囊之于gaowan”。
    潘复气得七窍生烟，要林白水登报道歉并请罪，林白水则说“言论自由，不应以暴力干涉”。然后潘复就到张宗昌那里，诬告林白水是赤色人物。
    第二天，林白水便被军阀拉去刑场处决。
    荒唐，何等的荒唐！
    两人都只是写了篇文章罢了，而且整个被杀的过程连一点像样的审判都没有，真是想杀就杀！毫无共和、民主的一点理念。
    整个民国时期，互相谩骂的事多了去，要这样，怕是所有人都要掉头。
    此前北洋政府一贯标榜新闻自由，短短百日之间两名报人被杀，足以说明时局的白色恐怖到了什么地步。
    如今北京各大报馆噤若寒蝉，基本没什么写时政的文章。
    ——
    西山碧云寺。
    李谕与吕碧城带着鲜花前来悼念孙先生。1929年中山陵修建完成之前，他的棺椁一直在这里。
    后殿挂着很多挽联，当然了，并没有最出名的章太炎那一幅：
    孙郎使天下三分，当魏德初萌，江表岂能忘袭许；
    南国是吾家旧物，怨灵修浩荡，武关无故入盟秦。
    上联暗讽孙先生北伐挑起战争，下联更为严厉，以秦的“虎狼之国”比喻苏俄，意指孙先生引狼入室。
    章太炎还是那副样子，除了自己，不允许任何人骂孙先生。
    两年后，中山陵落成，本来是由章太炎写墓志铭，他也觉得只有自己有资格写孙先生的墓志铭。不过章太炎与老蒋有私怨，被老蒋驳回。
    最后碑上没有墓志铭，成了着名的一座无字碑。
    （好像当时还有人提议写上“天下为公”四字，感觉也挺好，不知道为什么也被拒了。）
    李谕刚出后殿，就看到一个僧人拦住一名美国记者。
    “这里不允许带拍照设备。”僧人说。
    美国记者只好把相机放下，转身看到了李谕。
    “李先生！”
    李谕也认出了他，就是之前火车劫案时的那个美国记者鲍威尔，现在他成了欧美在华的顶级名记。
    “你不是在采访前线的交战将军吗？”李谕问。
    “刚刚回来，”鲍威尔说，“前线退得太快了，我甚至跟不上！”
    “你是采访的玉帅？”李谕说。
    鲍威尔说：
    “是的，我最终在河南信阳才草草完成采访。吴佩孚将军不愧一名儒将。采访过程中，他一直拿着一本破旧的线装书，不时看一眼。
    “我问他是什么书。
    “吴将军回答说，《吴越春秋》。然后补充了一句，‘那个时候没有机关枪，也没有飞机’。
    “而且吴将军反复强调，他只是个军人，不懂政治。”
    李谕说：“过不了多久，《时代杂志》就要选个新的封面人物了。”
    鲍威尔不知道李谕什么意思，转而说：“我刚刚还采访了奉系老帅张作霖，他送了我一幅字。”
    “张作霖？送你字？”李谕感觉是不是自己听错了。
    虽然张大帅不至于一个字都不认识，但文化程度肯定不高，有时报纸上的字都认不全。
    鲍威尔从包中小心取出一幅字：“这个‘虎’字，就是采访张大帅时，他现场写的。”
    后世有一些张作霖的所谓书法作品，估计除了老张的印，其他的都真假难辨。
    但眼前这个虎字，写得还挺威风的。可能是他平时喜欢东北虎，就也喜欢写“虎”字吧。
    李谕问道：“鲍威尔先生有没有提到报人被杀一事？”
    鲍威尔说：“张大帅说那是个误会，本意只想吓唬吓唬。”
    李谕无语道：“您相信吗？”
    “我信不信都已经晚了，死人又不会说话。”鲍威尔说。
    李谕叹道：“所以现在不少学者已经离开京城。”
    将来鲍威尔还见证过不少北洋政府逮捕并杀害进步人士的事情，并在个人着述中有所提及。
    此后的一段时间，李谕照例在各所高校进行多场讲座，主要讲了讲最近非常前沿的量子力学内容，包括矩阵力学、波动力学、自旋等等。——估计除了李谕，国内没有其他人可以讲了，就是内容比较多，要讲挺长时间。
    而考虑到未来的发展，李谕准备带着全家先迁到上海居住。
    用不了一年，北伐结束，大部分知识分子就会涌向上海。
    李谕也要把更多精力投入大同大学。
    反正已经铺垫很多年，吕碧城对李谕的决定不可能有什么异议，而且上海的豫园和东平路别墅早就成熟，住进去也很舒服。
    李谕和吕碧城先行出发，留着赵谦他们收拾打点，当然不会彻底抛弃这所房子，以后回来还要住一住。
    上海的事务比北京繁忙，因为李谕还挂着上海实业协会会长的头衔，并且有心把大同大学建成将来比肩清北的高校。
    对李谕来说，让大同大学成为顶级名校的难度没那么大，他每年都可以请来不少国际一流的学者过来开讲座，而且还会在大同大学中培养出几个诺奖，这些成绩绝对是实打实的。
    如今的大同大学其实就很热闹，汤飞凡与何育杰只要是回国，就会在大同大学担任授课职务，将来他们也会成为大同大学的教授。
    主要是大同大学的条件确实强，李谕给的待遇也足够好，上海又是整个远东最强的城市，天时地利人和全部聚齐，他们必然会留下。
    这天正好汤飞凡回来讲生物学和医学，李谕开完自己的讲座后过来捧捧场。
    等汤飞凡讲完后，好多学生围着他热情提问。
    一名学生看着大同大学的实验仪器垂涎欲滴，“汤教授，您的仪器还有实验室真让人羡慕！”
    汤飞凡说：“主要是李谕院士给的经费很高，放眼全球，这里的条件都不弱。”
    “院士先生对生物学也这么重视？”学生问。
    汤飞凡说：“当然！李谕院士说过，生物学是一个极有潜力的学科。”
    李谕正好走过来：“应该说是个未来的学科。”
    那名学生见到李谕后，立刻尊敬道：“院士先生！”
    李谕看到他的正面，总感觉在哪见过，“你是学校的学生？”
    “并不是，”学生说，“我毕业于复旦大学，现在是中央大学的一名生物系助教，叫做童第周。”
    原来是他。
    李谕说：“生物的奥秘还难以侦破，因为被化学和物理学所限制。”
    “被限制了？”童第周不太理解。
    李谕说：“化学中的分子结构尚且没有得到验证，仪器也很难完成更加细微的观测，当然被限制。”
    “难道还会有比显微镜更能看到微小结构的设备？”童第周讶道。
    “肯定会有，而且用不了几年。”李谕说。
    童第周立马想到：“如果有人可以先发明更精细的仪器，那他不就可以轻松窥探更多生物的秘密？从而站在这个领域的前沿？”
    李谕说：“的确如此。”
    科技这东西，如果任其自己发展，不加干预，在一定的时间跨度里，差距绝对是越来越大的。
    “所以这也是一场竞赛？”童第周说。
    “可以这么理解，”李谕说，“而且是可以获得诺贝尔奖的一场竞赛。”
    童第周惋惜道：“那我们落后太多了。”
    生物方面真心挺难追，李谕一直感觉难度颇大，只好问道：“你有没有想法早点出国留学？”
    童第周说：“想自然想，可留学太贵。”
    李谕最不缺的就是钱，“简单！你今年去试试考教育基金会的名额。如果是生物，直接选欧洲的学校吧。”
    童第周眼睛发亮：“全额？”
    李谕笑道：“不仅全额，还有助学金和生活补助，足够你在欧洲衣食无忧。”
    童第周本来就是个学习能力极强的人，立马跃跃欲试：“我从今天就开始准备！”
    依旧是李谕的老“套路”，尽可能让科学界的大佬们早点完成留学这种升级打怪的任务。历史上，童第周三年后才会出国留学，很快又遇上九一八，很难专心求学，不如让他早点出去求学几年。