我在北大学考古正文卷第284章：就是李清照写的《金石录后序》拜访过容商二老以后，在还没有正式投入河宕遗址的编写报告的时候，苏亦忙里偷闲，抽空梳理二老的生平与学术成就。

    这类型的文章写作，苏亦之前就写过唐兰先生生平与学术成就，已经拥有一点的经验，不算菜鸟了。

    然而，苏亦不打算按照之前写《天下谁人不识君——唐兰先生生平及学术贡献》的文章模范来书写，他打算提升一些文章难度，直接把容商二老放在一块比较，有点类似于之前写《朗达玛灭佛与唐武宗灭佛之比较研究》。

    还拟定了一个《从书法篆刻到古文字学大家——容庚、商承祚并论》。

    他也没打算要投稿，就是先写出来，算是一个阶段性学习的总结成果。

    容商二老，要论学术成就，肯定是容老更大，因此，苏亦先把容庚先生放在前面论述。

    要研究容庚，就必须要了解其生平。

    他出生于东莞，前世，这座原本平平无奇的城市，因为某个伟大的事件举世闻名，其实放在历史大背景下，东莞并非一座暴发户的城市，衣冠南渡，氏族南迁，东莞文风渐浓，经过明清两代的发展，公私学馆众多且体系完备。

    仅在容庚出生地莞城，不足1.5平方公里内就设有传统学馆18所。

    容庚更是望族子弟，当然，对其影响最大的就是四舅邓尔雅。

    其意义类似唐文治之于唐兰。

    邓尔雅在美术方面，可以说是全才，诗、书、画、印兼通，尤善治印。刻印在南方卓有声誉，名震一时。

    实际上，邓家治印到邓尔雅已经传了11代，邓尔雅曾说，「我家篆刻寻常事，不断相传有印人。」

    容庚少时随邓尔雅学治印，治印需习字，于是容庚就由印及字，对金石古文字的兴趣大增。许慎的《说文解字》、吴大澂的《说文古籀补》以及段玉裁的《说文解字注》等，都是容庚时常翻阅的书籍。

    实际上，苏亦也是这样过来的。

    相比较容庚，苏亦的「小学」是由奶奶启蒙，治印则随爷爷，也算是家学。

    中学毕业以后，容庚在东莞中学执教，花了6年的时间完成《金文编》4册初稿，这也是他学术之路的敲门砖。

    罗振玉就是因为这书，把他推荐给马衡，马衡看过《金文编》后，决定不予考试，破格录取他成为北大国学门研究生。

    读研期间，他继续完成《金文编》，这书也成为他的研究生毕业论文，一毕业，《金文编》就在罗振玉的赞助下成功出版。

    一出版，就让他扬名学界。

    当年，能够出版专著的学者，凤毛麟角，别说20年代，就算是七八十年代，有代表作的学者也极少。

    容庚毕业，顺利留校在北大执教，第二年被聘请为燕大的襄教授，后擢升为教授，主讲文字学，又开设了金石学、甲骨学、考古文字学、简体字等课程。

    这就是容庚执教生涯的开始。

    后来，抗战爆发，燕大保持中立并没有南迁，结果，太平洋战争爆发，41年日方关停燕大。

    42年的时候燕大在成都复校，因为各种原因，容庚去了伪北大执教，成为宿白先生的老师。

    这段经历，可以说是他人生一大黑点，抗战胜利，北大代理校长傅斯年直接就清退当时的伪北大教员，也包括容庚。

    他想要抗争，却不成功。

    当时，容庚还直接在《北平日报》上发表的《与bj大学代理校长傅斯年先生一封公开信》上就无奈地表明：「我有子女，待教于人，人有子女，亦待教于我，出而任教，余之责也。策日寇之必败，鼓励学生以最后之胜利属于我者，余之责也。」

    其实，公开信很长。

    他的理由也不止上面这些。

    他说，燕大在成都复校，已经很多名同事过去，八妹容媛也过去，他留在北平是有原因的。

    第一、他觉得日寇必败，无劳跋涉。

    第二、他认为自己喜欢整理却缺乏想象，没有书本没法写作。

    第三、他觉得自己二十年来搜集之书籍彝器，世所希有，未忍舍弃。

    第四、他认为自己素性倔强，可以证明自己的坚白

    此外，他还觉得北平沦陷，政府军队仓皇撤退，根本就不给人民内迁的机会。

    还说自己受到不少的伤害。

    还说自己有子女学生要教导。

    当教师是责任。

    他在伪北大是教授学生跟在燕大一样负责。

    还例举自己这些年取得的学术成果。

    还说，以梅原末治为团长的日寇调查团，打算沿着平汉线作文化史迹调查，自定县起至开封，行程十月一日至三十