此时，朱媺娖这位心怀壮志的女子，正面临着商业兴国道路上的严峻挑战。

    因为她的事业发展计划太急躁，所触及到的商贸投资过于广泛，尤其是那规模宏大的上海工业区，已然令她的财政陷入了极度困境，缺银子的困扰让她夜不能寐。

    仅一个上海工业区的扩建工程，就已经使她入不敷出，再加上一个不见回报的海军建设，她就只能天天算计着过紧日子了。

    要想维持当前的发展态势，完成她的商业兴国计划，朱媺娖就必须要设法筹措到大量的银子。

    然而，她不能采取强取豪夺的手段，更指望不上她那位身处困境的苦逼父皇，唯有自己去想办法节流开源。

    于是，朱媺娖将她的目光，投向了大明国内利润丰厚的借贷行业，想建立起一个正规化的银行体系，消灭害人不浅的高利贷钱庄。

    在明朝末年，两京十三省的借贷市场，基本上已经被几家巨头钱庄所垄断。

    北京城内的万隆钱庄，只在京畿一带的借贷业务就堪称惊人，每年的借贷流水高达五百万两之巨。

    若将陕西、山西、河南、山东、辽东等数省的借贷业务计算在内，万隆钱庄的存银估计约在两千万两左右。

    万隆钱庄的借贷利息在五分至十分之间波动，这就意味着一年期的贷款到期时，借贷者往往需要归还双倍的借款。

    如此高额的利息，就如同贪婪的吸血鬼，无情的吸干了无数借贷者的血汗，致使众多小资家庭在沉重的债务压力下倾家荡产。

    南京的万顺和钱庄则垄断着南直隶、江西、浙江、湖广境内的借贷市场。

    由于江南地区商业相对发达，其借贷利息相较于北方稍低，大致在三分至七分之间。

    但即便如此，一年半本金翻倍的规定，仍然成为了压在借贷者身上的沉重负担，让无数家庭支离破碎。

    据情报司保守估计，万顺和钱庄的存银在两千万两以上，其背后的金主和靠山凭借着高额的利息收益，从中积累了巨量的财富。

    再看广州的和顺发钱庄，它掌控着广东、广西、福建以及海外的借贷市场，市值约为一千万两白银。

    因主要依靠海贸借贷，其利息也相对较低，基本保持在三分至五分之间。但即便是这样看似稍低的利息，对于众多借贷者而言，依旧是难以承受之重。

    尽管明朝的《大明律》中规定：“凡民间私人借贷，以及典当抵押借贷，每月利息不得超过三分。

    违者笞杖四十，以余利记赃，重者坐赃论，罪止杖一百。

    还划定了 36％的年利率红线，且不论借款时间长短，利息总额不得逾本金的一半。”

    然而，这三家大钱庄背后，不但有各地商会作为金主，更有王侯豪门以及官府为他们撑腰造势。

    三大钱庄各自带领着一群小钱庄，肆无忌惮的瓜分了大明帝国两京十三省的借贷市场。

    这种违背人性的高利贷现象，也使这三家钱庄背后的金主和靠山，在大明建国两百多年间搜刮到了无数民脂民膏，个个富可敌国。

    然而，他们的贪婪却造成了无数家庭的破碎，严重阻碍了大明帝国的商贸活动，将与西方同时代生出的资本主义萌芽，活生生扼杀在了摇篮之中。

    无数的商人、工匠、农户、军户，以及心灵手巧的手工业者，在这沉重的借贷压力下艰难求生。

    利滚利的高利贷模式，远远超越了正常商贸所能带来的利润，使无数人的梦想被残酷的现实无情碾碎。

    上海工业区虽然生产出了，大量备受市场欢迎的工业产品，但由于市场上的白银供应量严重不足，陷入了一种尴尬的窘境：

    “有市场需求，却缺乏足够的市场空间。”

    追根溯源，乃是大明国的特权阶层极度富有，而亿万百姓却贫困潦倒。

    天灾人祸之下，百姓们连温饱都难以解决，哪里还有能力进行消费？更无法推动商贸市场的繁荣发展。

    朱媺娖早在一年以前，便开始精心筹划这场金融变革之战，并为此做了诸多的准备工作。

    她立志要从北往南，掀起一场震撼人心的金融战争，为大明百姓谋福祉，为国家开新局。

    在资本方面，她拥有精心培育三年多的中华总商会。八十多位忠实的加盟商，在中华总商会的鼎力相助下实力大增，总资产已达到了一千多万两白银的规模。

    此外，上海工业区的产值积累也颇为可观，目前已达三百万两白银。

    而且，中华总商会还与荷兰东印度公司之间，建立起了紧密的商贸关系，以三分利息向荷兰人借贷了两百万两白银，以应对可能出现的各种突发情况。

    这一笔笔巨额的资金储备，就犹如一箱箱弹药，为这场金融战争提供了坚实的物质保障。