在诛除梁冀之后，桓帝为收揽人心，第一件事不是改变梁冀执政之时的诸多弊病，而是论功行赏。单超、徐璜、具瑗、左悺、唐衡五人均被封为县侯，单超功劳最大，食邑两万户，后又封为车骑将军；其他四人各一万户，世称“五侯”。中常侍侯览呈上五千匹缣，桓帝赐以关内侯，不久又晋封为高乡侯。就连小黄门刘普、越忠等八人都被封为乡侯。从此以后，东汉政权又从外戚手中转到宦官手中。宦官在心理上本就异于常人，此番夺取大权，还不如梁氏掌权之时。他们一心为了满足自己，无恶不作、任意妄为，搞得天下大乱、民怨沸腾。

    延熹三年（公元160年）单超死时，桓帝赐以东园棺木以及棺中玉器，出殡时调动五营骑士、将作大匠建造坟墓。此时的桓帝，在亲政掌权之后，其懦弱性格日益显现出来，并在宦官的制约下，变得不明是非，暴虐无能。徐璜的侄子徐宣，在担任下邳令之时，暴虐无道、鱼肉乡里。他不仅不将天下百姓放在眼里，即使是汝南太守李皓，在被他视如草芥。他曾经强制要求娶李皓的女儿，遭到严词拒绝之后，便带领士兵将其女儿抓了过来，百般羞辱之后将其射杀。李皓知道了这件事情，也只能徒呼奈何，直到东海相黄浮知道此事，便下令抓了徐宣一家，将其处死，以正律法。宦官徐璜为报仇便纠集了一干宦官，在桓帝耳边大肆进谗言，桓帝当即大怒，不问因由便诏令治狱，将东海相黄浮判了髡钳重刑，谪入左校做苦工。

    其实，皇帝之所以会变得如此不堪，是有深刻的原因的。一方面，这些宦官都为桓帝亲政立下了汗马功劳，皇帝执掌大权，当然不能忘恩负义。另一方面，则是皇帝在此时已经是孤家寡人一个，在身边没有任何可堪大任的人才可用，只能仰仗宦官。最后，则是因为桓帝在夺权成功之后，宦官为了博取他的欢心，想尽各种办法，可谓煞费苦心。时间一久，桓帝便沉溺于享乐，逐渐荒废了国家大事。这就引起了新兴士大夫势力的不满。而在天下寻常百姓眼中，更多的人是选择支持士大夫的，然而，他们毕竟和宦官的根深蒂固不一样，在实力上远远比不上宦官。两派在根本利益上的不同，注定会演变成一场轰轰烈烈的冲突。

    这一天终于来临，事情的起源还需要从汉桓帝延熹九年（公元166年）说起。对于宦官乱政、为非作歹，无论是居庙堂之高还是处江湖之远，人人莫不怨声载道。而正在此时，宦官赵津、侯览等党羽与张泛、徐宣等人借着桓帝下诏书大赦天下之际，加速自己的不法行动，这样一来，自己便可以明目张胆地胡作非为，即使被抓住，也可以在大赦之时免于惩罚。而在此之前，由于宦官屡进谗言，桓帝又对其信任不已，朝中大臣大多被压制。士族官员成瑨、翟超、刘质、黄浮等早就看不惯宦官的言行，当此之时，虽然势单力孤，却依然不畏权贵，在大赦以后按律处置了这些人。宦官等人向桓帝进言，说他们纠结在一起，毁谤朝廷，危害社稷，桓帝听信一面之词，重处了这些官员。宦官见有机可乘，遂借机对朝中不满他们的臣属进行打击。

    一时之间，朝廷之上可谓风声鹤唳，人人自危，为了维持局势的稳定，为平白无故蒙受冤屈的官员平反，太尉陈蕃、司空刘茂二人一起站了出来。他二人位极人臣，朝中士人皆是唯他们马首是瞻。针对当前宦官乱政、桓帝被蒙蔽的事实，太尉陈蕃、司空刘茂与其他士族官吏进行了严密的商议，可惜还是走漏了风声，被宦官们提前察觉，向桓帝告发说，士大夫群集，欲对桓帝的执政现状进行诽谤。果然，第二天，太尉陈蕃、司空刘茂二人便在大殿之上一起向皇帝进谏，桓帝一听，顿时心中不悦，要不是这二人都是朝中重臣，这么多年以来对汉朝也算得忠诚可嘉，桓帝几乎就要当场发作。刘茂见状，其胆小谨慎的性格便迅速占据了上风，原来商议好二人同时上书的事情，也只能半途作废。遂剩下陈藩一人独自上书，为遭受陷害的官员辩解，要求桓帝“割塞近习与政之源”，清除宦官乱政的不正之风。桓帝闻言，果然和昨天中常侍等人所说的一样，欲要结党营私，打击忠心于自己的宦官们，只是这陈藩树大根深，一时之间还不好对付，桓帝便决定不理他，而宦官等人则因此更加嫉恨士大夫们，虽不敢加害名臣陈蕃，但对其他人则大加报复。

    虽然朝中大臣、地方官员以及民间百姓大多站在士人一边，纷纷指责宦官乱政，为非作歹，排斥忠良。可惜毕竟相信宦官的是皇帝，刘志一声令下，天下莫敢不从，结果这些站在士族一方的官员被纷纷免官，成瑨、刘质等最终在狱中被害，岑晊、张牧等人逃亡得免。此时的河南尹李膺，对于朝局变动的情况也时刻关注着。之前宦官党羽张成之子因为宦官的庇护，在大赦之前公然了结私人仇怨，杀害了一人。李膺负责查办此事，宦官阉党见桓帝即将大赦，对此事也没有放在心上，哪知道李膺在大赦期间，对于张成之子的罪行压下不审，专门等到大赦过后，再行定罪，以排解自己心中的愤懑，将宦官及其党羽绳之以法。不久，按照当朝律例，李膺处死了张成之子。张成闻讯，心中大痛，心想：此仇不报枉为人，连夜向宦官禀明此