出乎李云龙的意料，马天生自从上次和他大吵了一架后，似乎并没记仇，每天见面还总是和颜悦色地打招呼，显得很有涵养，好像他俩之间从没发生过什么不愉快。相比之下，李云龙就做得差多了，他是个不会掩饰内心活动的人，心里若是不愉快，便一定要表现出来。以前的老政委孙泰安是个老好人，脾气好，没野心，凡事总顺着李云龙，还处处维护李云龙的威信，所以两人之间从没发生过争吵，彼此相安无事。从某种意义上来说，李云龙是被孙泰安“惯”坏了。

    而马天生就不同了，他认为自己是个坚持原则的人，凡属于自己分内的工作，他绝不允许别人插手，有什么需要拍板的事，也绝不征求李云龙的意见，自己做主就是。他和李云龙第一次见面时曾很客气地称李云龙为老同志，希望多多帮助，听得李云龙心里还挺受用，可日子长了，李云龙发现马天生当初的话只不过是客气一下罢了，他根本没什么需要李云龙“帮助”的，只是把李云龙当成一个平级干部相处，既不显得疏远，也不特别尊敬。甚至也不像开始那样称他为“李军长”，而是很随便地称“老李”。这种缺乏礼貌的行为使李云龙很不满意，总在心里嘀咕：老李？那是你叫的吗？娘的，一个小小的少校如今也和老子平起平坐啦。这他娘的到哪儿去说理？

    马天生成天忙得很，他的工作很烦琐，比如组织毛泽东思想讲用会，连队的“一帮一、一对红”活动，着重培养一些基层连队的学习“毛著”积极分子，组织部队帮助农民搞春种秋收，抗旱抗洪。据基层干部反映，马政委在助民劳动中的确身先士卒，有一次竟累得昏倒在田头。他自律精神很强，烟酒不沾，没有任何个人嗜好，除了重大场合，他平时总穿着一身补着补丁的旧军装。他调来的时间不长，就几乎走遍了所有的基层连队，在战士们眼里，他像个和蔼可亲的连队指导员，和战士们促膝谈心，嘘寒问暖，亲自把病号饭端到生病战士的床前，感动得那个战士流着泪一遍一遍地高呼“毛主席万岁”。还有一些家庭生活困难的战士曾接到家里的来信，声称接到了汇款，家庭困难已解决，希望安心服役云云。那些家庭受到帮助的战士都认为，汇款人很可能是下来蹲点的马政委所为。因为只有马政委和他们谈过心，询问过家庭情况。还有一些夜里上岗的战士，都见过马政委屋子里到深夜还亮着灯光，有好事者趴着窗沿探望过，见马政委正捧着毛主席著作在聚精会神地读着。

    郑秘书有一次去马天生家送文件，回来后告诉李云龙，马政委家里空荡荡的，除了几件公家配发的家具外，几乎什么也没有，连床上的被褥都是有补丁的，可他有很多书籍，郑波扫了一眼，只记住几本，有《自然辩证法》，有《一八七一公社史》《帝国主义是资本主义的最高阶段》《国家与革命》，似乎还有黑格尔和斯宾诺莎的著作，书名没看清。郑波是这样评价的：“看得出来，马政委是个理论型的干部，文化水平很高，从藏书上能看出来，我以前也去过老政委孙泰安家，孙政委没有藏书，除了‘四卷’，只有本艾思奇的《辩证唯物主义和历史唯物主义》，从理论水平上看，这两个政委是没法比的。”

    李云龙听着不大入耳，便阴沉着脸道：“郑秘书，我是不是该和干部部打个招呼，调你去马政委那里工作呀？”

    此话一出口，郑波就住了嘴，从此再也不提马政委的藏书和理论水平了。

    除夕那天，马天生在全军团以上干部会上作政治动员，提出要过一个“革命化的春节”，李云龙在一旁插嘴道：“同志们要正确理解马政委的意思，什么叫‘革命化的春节’？就是艰苦朴素，不许吃好的，你七碟八碗，大鱼大肉，那还能革命吗？告诉你们，修正主义就是这么出的，成天吃他娘的土豆烧牛肉，能不修吗？所以，今年的春节要突出政治，要忆苦思甜，大鱼大肉你们就别想了，各师团要以连队为单位吃忆苦饭，请老贫农、老工人来忆苦，来倒倒苦水。嗯，还有件事，各单位的政工干部要严格把关，老贫农、老工人没文化，说着说着脑子就容易糊涂，我听说上次炮团开忆苦会就出了问题，忆了半天硬是忆到1960年去了。这像话吗？幸亏是没文化的老贫农，要是从有文化的马政委嘴里说出来，那还不成了反革命？同志们别笑，这有什么好笑的？针尖大不大？要是放在政治上，就比他娘的磨盘还重。你们还别不信，打个比方说，也许你是个好人，可平常得罪过人，有人恨你，就老琢磨你，可你小子又不长眼，说话不注意，惹出政治上的麻烦，人家不揪你小辫子揪谁？谁让你不长眼？这反革命你不当谁当？要真到了这步田地，我这个当军长的也救不了你。你是活该。好啦，我就说这些，马政委还有什么要说的？”

    身为政委的马天生本来是会议主持者，谁知李云龙一通喧宾夺主、信马由缰的胡扯，把他稀里糊涂变成了旁听者，而李云龙倒成了会议主持者，临了还装模作样问他有什么要说的。他没什么要说的，心说你说了这么多，我还有什么说的？不是都让你说了吗？马天生清了一下嗓子道：“刚才军长作了指示，我举双手赞成，吃忆苦饭