廷议，剿匪除邪，严打走私。
    自天衍历三年，正月开始，一场席卷大明的剿匪除邪活动开始了。
    伴随着正礼法的深入，越来越多的百姓因此受益，但也意味着大明发现的弊病越来越多。
    大明，需要一个区别于普通衙役且具有暴力执法能力的监管和守护机构。
    二月，圣裁自中央至地方，建——警察司。
    首任总警监，谢迁。
    谢迁史弘治八年入阁，正德初年，因为反对宦官刘谨干政而被罢相。
    他今年七十，已经称得上高寿，言被朱厚熜启而复用，委以重任。
    新机构建立之初，更需要稳妥地扩张和树立权威，谢迁为官多年，深谙其道。
    中央命令下发之后，地方迅速反应，由各布政使司，知府，县令举荐人才，开始组建各地警察司。
    新政伊始，收录的人才自然良莠不齐，进入到警察司的人选也难免泥沙俱下。
    地方乡绅，豪族，认为这是朝廷的一次妥协，新部门的建立意味着权力的分散和新岗位的诞生。
    更何况是具有监察断案权力的部门！
    他们在裁汰冗员和考成法所损失的利益，极大可能从新生部门中获取。
    对于这项改革，他们自然双手赞成，甚至不遗余力地支持。
    当然作为利益的直接损害者，原本权利的归属者——布政使，知府，知县，虽然心中不满，但在强势的中枢下也必须执行。
    朱厚熜和内阁商议开始将知县，知府，集于一尊的权力进行拆分，警察司的建立只是一次试探，但绝不意味着结束。
    地方和中央的博弈，也在悄无声息中进行。
    在王阳明的主持下，官员的薪资分发体系也开始进行变革，连带着税务体系也进行了一次不小的变动。
    官薪一律由天宝司以天宝进行发放。
    除了基础的薪酬之外，还额外地增添了奖励银。
    在税务中统一了新的度量工具，大明上下一律使用“新衡”——一种称量的器具，比过去的秤更加方便简洁，并且能连带着推行数字的。
    地方上较为重大的改动之一是明确了“师爷”的品级属性，现在应该称之为“书令”。
    相较于政务上轰轰烈烈地改革，军事改革显得更加晦涩和深刻。
    权力的整体架构没有发生变化，依旧是兵部有调兵权而无统兵权，五军都督府有统兵权而无调兵权，只是进行了某些程序设置让军权更加集中于皇帝。
    同时以山西指挥卫所为试点，进行卫所制改革的探索，尝试着走出一条脱离于兵籍永固之外的路子。
    大力发展火器，不断更新各卫所的装备，积极将防线向外扩展。
    严世蕃人才难得，行事更是颇为大胆，在广州设置的市舶司下分十三行，开始与外国进行官方的大量货物交易。
    同时他在市舶中设置了对应机构，专门接洽民间商队，支持部分百姓与外国贸易。
    这种“离经叛道”的行为，自然引得一些人怒目而视，甚至上奏弹劾，严世蕃创下了一天之内被两百份奏章弹劾的纪录。
    他嗤笑道：“汝等弗如远甚，自然顿生嫉妒之心！”
    私下里，严世蕃更是对某些老臣指名道姓，骂他们食古不化，迂腐无能。
    朝廷严打走私贸易，再加上严世蕃市舶司改革。
    双重打击之下，自然某些以此牟利的庞大集团开始了反击。
    汪鋐升任吏部尚书，接替他位置担任浙江布政使的是朱纨。
    汪鋐在举荐朱纨的奏书中，盛赞他，“清强峭直，勇于任事，可为国家平患之大才。”
    朱厚熜在考核朱纨一番之后，力排众议将他由布政使直接擢升为浙闽两省巡抚
    朱纨在正月初正式走马上任，他没有辜负朱厚熜的期望，全力严打走私，推行新政，力主市泊司改革。
    在此任上风光无限，自然诱惑无限，威胁无限。
    他从上任之初就受到了各种暗示。
    有人许他富贵，有人许他升官，朱纨不为所动，甚至来了一招釜底抽薪——颁布“贸易令”。
    民间无此令者，革渡船，严保甲，片帆不得下海！
    整个东南沿海的走私贸易，被他压制得死死无法动弹。
    倭寇之乱，大明人都知道，除了可恨的倭寇，大多数还是亦商亦盗，身份转换丝滑的“商人”。
    在天衍初年，东南倭寇更像是借着异族人的皮，干着抢掠同族人的事。
    朱纨明察秋毫，并且采用了强硬的手段，先后俘虏了两大海商集团的头目。
    许栋和李光头。
    就在捣毁走私货物的海港上，朱纨用玉印向朱厚熜发了一份奏书。
    奏书的内容很短，不过三十余字，除了上表朝廷的捷报之外，他毫不掩饰地指责浙闽两省的世家大族与倭寇勾结。
    朱厚熜批复——禁私功臣！
    也就在当日，朱厚熜传令，在两地练兵的指挥卫所，开始有意识地向西移动。